西黃寺見證的民族團結故事

敕封班臣額爾德尼之印

乾隆御筆《寫壽娑羅樹并贊》

舊垂花門

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在西黃寺做法事

“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西黃寺正是這樣一本活的歷史教科書。360多年來，它記載了一代又一代藏傳佛教領袖愛國愛教的行跡，印證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緊密的主權關系，經(jīng)歷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也見證了新中國從百廢待興到繁榮富強的歷程。”

在中華大地上，無數(shù)的歷史遺存記載著中國的文化史詩，無數(shù)的歷史人物延續(xù)著中國的民族精神。在這些歷史地點上，曾發(fā)生過許多事關民族的故事；在這些歷史人物中，有許多人曾為民族團結盡心盡智。“地理故事”將在古跡中徘徊，找尋那塵封在歷史記憶中的故事——

西黃寺位于北京安定門外，始建于1651年（清順治八年），是在遼蕭太后燕京行宮的基礎上建造而成的，距今已有360余年的歷史。鴉片戰(zhàn)爭以來，歷經(jīng)戰(zhàn)亂，現(xiàn)今的西黃寺僅存過去的清靜化城塔院部分，其余部分早已毀于戰(zhàn)火。新中國成立后，塔院經(jīng)數(shù)次修繕，已基本恢復原貌，當前為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所在地。站在西黃寺紅墻黃瓦之間，仍然可以感受到當年的莊嚴肅穆、恢弘氣勢。巍峨的佛塔前，森森古柏迎風起舞，仿佛在講述曾經(jīng)的滄桑巨變。

敕建西黃寺，中央政府開始冊封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

1644年，清軍入關，順治皇帝即位，即派人入藏邀請西藏地方具有重要影響的藏傳佛教格魯派領袖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進京。第五世達賴喇嘛接受邀請，于1652年（順治九年）正月啟程，翌年抵達北京。為褒獎第五世達賴喇嘛的愛國行動，清政府特令撥白銀9萬兩在京城之北建黃寺，供第五世達賴喇嘛在京駐錫之用。

第五世達賴喇嘛在進京日記中寫道：“在距轉輪圣王大都治下語言各異、具有二利的禁城北京有兩俱盧舍之遙的地方，皇帝用九萬兩白銀作順緣，專門建起稱為‘黃寺’的精舍作為我的行宮。它有如天神的林苑，圍墻環(huán)繞著房舍，正中的內室和外室之間沒有間隙，色彩上，用了大量金箔，光彩奪目。我于十七日抵達那里。”

第五世達賴喇嘛駐錫西黃寺期間，多次到皇宮內朝覲順治皇帝，報告西藏地方政教大事。順治皇帝也多次為第五世達賴喇嘛在宮中賜宴。順治十年（1653年）三月，第五世達賴喇嘛奏請啟程返藏；四月，清政府正式冊封第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這也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冊封達賴喇嘛?？滴跷迨辏?713年），康熙皇帝援“照封五世達賴之例”，特派欽差至扎什倫布寺封第五世班禪額爾德尼羅桑意希為“班禪額爾德尼”，并賜金冊金印。自此，歷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必經(jīng)中央政府冊封成為歷史定制。

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政府廢除西藏郡王制，建立噶廈地方政府。據(jù)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記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輪流貢班進貢的貢使要在農(nóng)歷十二月初八念吉祥經(jīng)前到達北京，住地正是西黃寺。在農(nóng)歷新年前第一次進貢方物，稱“年貢”，主要進貢哈達、銅佛、舍利子、珊瑚、琥珀、數(shù)珠、藏香、氆氌等物；一般在農(nóng)歷新年的第二天第二次進貢方物，稱“慶祝禮”， 主要進貢五色帕、銀滿達、七珍、八寶、八吉祥、佛像、金字經(jīng)、銀塔、紅花諸物。貢使回藏時均奉旨慰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清政府也向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賞賜物品。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貢使一般由敕封的呼圖克圖或有敕封職銜、名號的活佛、高僧擔任，不僅代表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向清政府朝貢，更重要的是清中央政府要通過貢使向西藏地方政府下達指令，加強對西藏地方的管理。

君臣情深，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與乾隆皇帝的故事

作為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入京朝覲的駐錫地，西黃寺接待過一批批入京朝貢的使臣。因此，藏傳佛教界一些領袖人物及著名高僧大德都與西黃寺有著密切的關系，西黃寺曾幾度成為駐京掌印扎薩克喇嘛處理北京藏傳佛教事務的中心。

1780年，適逢乾隆皇帝70壽辰。在這一年的慶典中，最特別的當屬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的到來。如果說順治年間第五世達賴喇嘛進京是“實以敦請”，那么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這次朝覲則屬“不因招致”，因而非同尋常。此時的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正是年幼的第八世達賴喇嘛的老師，是西藏地方政權的主要領袖，他堅定地擁護被他尊稱為“文殊大皇帝”的乾隆皇帝及清中央政權。

1775年，圖謀侵略西藏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及英國軍隊提出與西藏簽訂通商等條約，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明確而堅決地反對，鮮明地表態(tài)說，“西藏是中國的領土”，所有軍政事務必須得到“大皇帝”的指示。他有力地回擊了侵略者的圖謀，因而備受乾隆皇帝贊賞。所以，對于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的朝覲，每一個細節(jié)，乾隆皇帝都安排得極其隆重。早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十一月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到來之前，清廷蠻儀衛(wèi)便將他所乘轎、車輛以及雨具、衣帽等送交西黃寺查收，還令西黃寺、東黃寺、雍和宮、弘仁寺、嵩祝寺等十幾所藏傳佛教寺院增修儀仗，為迎接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做了周詳?shù)念A備。

為了給乾隆皇帝祝壽，乾隆四十四年六月，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率領三大堪布及高僧百余人，從日喀則扎什倫布寺啟程，歷時一年，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到達承德避暑山莊。在承德期間，乾隆向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頒敕了金冊、金印，金印用漢、滿、藏3種文字鐫刻 “敕封班臣額爾德尼之印”。“禪”、“臣”之別，強調了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權的隸屬關系。

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在承德為乾隆皇帝祝壽活動結束后，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九月抵京并駐錫西黃寺。為迎接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到京，乾隆皇帝在專為皇帝舉行登基大典的保和殿為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和三世章嘉賜宴，以示隆重，并敕諭：“今班禪額爾德尼蒞臨此地，使佛法興旺，政治昌盛，眾生安居樂業(yè)。若受佛加持，教法興隆使黃帽僧與一切信徒誦經(jīng)，會有祥兆。”

宴畢，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奉旨在西黃寺用金汁開始抄寫《薄伽梵佛母白傘蓋佛母修念法成就甘露寶瓶》，并在經(jīng)書扉頁作題記：“爰成此經(jīng)利益眾生，時於神都之黃寺佛樓中，恍然如到帝釋天宮，曷勝慶幸！恭祝我大皇帝萬壽無疆。”呈獻給乾隆皇帝作為賀禮。通過這段題記，也可以從宗教的角度分析出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為乾隆皇帝祝壽的一個深層次原因。在《大乘本生心地觀經(jīng)》中，佛陀提出佛弟子當報四重深恩，包括父母恩、眾生恩、國王恩、三寶恩。因為山河大地盡大海際屬于國王，就好比世間一切堂殿，柱為根本；人民豐樂，王為根本；國王以正法教化眾生，八大恐怖不入其國，因而可以利益人民，所以佛弟子應當敬輔仁王，把仁王當佛一樣尊重。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深諳佛理，他對乾隆皇帝的敬重無疑是依佛教誨報國王恩的體現(xiàn)。

白傘蓋儀軌經(jīng)

九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親臨西黃寺，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出寺迎接，乾隆賞賜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許多貴重禮物，并在西黃寺內與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一起用膳。此后，乾隆和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多次往來于皇宮和西黃寺之間。后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在京不幸感染天花，病重期間，乾隆皇帝數(shù)次探視。十月二十九日，乾隆皇帝親臨西黃寺探視，遣御醫(yī)診視，命章嘉國師守護，并命皇六子加倍注意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的病情和飲食情況。十一月初一，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發(fā)高燒，乾隆皇帝親自到西黃寺賜送貂皮大氅、皮褥等物，作《祈壽長椿圖》和《寫壽娑羅樹并贊》詩賜予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為其祈壽。

十一月初二下午，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于西黃寺內圓寂。乾隆皇帝聞訊后痛哭流涕，并為之輟朝一日，以示哀悼。乾隆皇帝還親臨憑吊，處理一切善后事宜，并于西黃寺西側敕建清凈化城塔及清凈化城塔院。由于塔是為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而建，故俗稱“班禪塔”或“六世班禪塔”，塔內珍藏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衣冠經(jīng)咒和乾隆皇帝的賜物等，以志勝因。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塔院建成，乾隆親筆御書《清凈化城塔記》，以紀念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的無量功德。乾隆御書《清凈化城塔記》碑、《寫壽班禪額爾德尼圣僧并贊》詩碑（碑內刻《祈壽長椿圖》和《寫壽班禪額爾德尼圣僧并贊》詩），作為歷史文物，至今依然完好地保存于西黃寺清凈化城塔院東、西碑亭內。

據(jù)史料統(tǒng)計，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在西黃寺駐錫的兩個月中，共在西黃寺授戒、灌頂、講經(jīng)、摩頂及參加法會20余次，接待僧俗信徒萬余人次。在其法體百日供養(yǎng)中，前來西黃寺致祭、獻供者更是不可勝數(shù)。

迷途知返，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傾心中央政府

光緒三十年（1904年），英帝國主義分子再次發(fā)動侵略我國西南邊疆的戰(zhàn)爭，并攻入拉薩，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被迫出走。1908年8月，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進京朝覲，隨員堪布、兵弁共260人在西黃寺駐錫。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入京后的當天，即蒙受皇帝厚賞，并在頤和園仁壽殿陛見光緒和慈禧。光緒皇帝在中南海紫光閣賜宴招待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一行，席間，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向皇帝面陳藏事，稟稱，現(xiàn)在有外道國家存心不良，妄想攫奪西藏土地，“為了西藏的政教和臣民，應幫助西藏進行抵抗外道國家的侵犯，保全西藏。顯密二宗教律，為滿、漢、蒙、藏四族人民所信奉，保教即安民護國，此為歷代大皇帝所奉行不移之大政。請皇帝和皇太后仍舊貫徹前輩皇帝之仁政”。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京期間，除參加陛見活動外，還在西黃寺接待各國使節(jié)和政要人物的來訪。一時間，西黃寺門庭若市，各國使節(jié)頻繁往來，各種佛事活動在此舉辦，大批各族佛教信徒來此朝拜。

1908年10月，光緒和慈禧先后駕崩。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帶領堪布喇嘛等進內廷叩謁光緒和慈禧梓宮唪經(jīng)超度亡靈，并在雍和宮供設5種供養(yǎng)，發(fā)放布施，在西黃寺舉行回向法會致祭光緒和慈禧。

十一月，宣統(tǒng)皇帝即位，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又呈請朝賀，率徒眾舉行祈禱、贊頌之禮。十一月初十，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奏請離京，得到清廷允許。在眾多文武官員、高級喇嘛以及兵弁、樂隊組成的儀仗的歡送下，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由西黃寺起行，前往車站，離京向大行轅進發(fā)。第二天，他又接受了清政府送來的慰問品，并接見了從拉薩專程趕來迎接他的倫欽強巴·阿旺貝桑一行。

在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之后、帝國主義列強覬覦中國的動蕩年代，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西黃寺駐錫近3個月，共84天。他傾心中央政府，呼吁救藏，繼承和發(fā)揚了藏傳佛教的愛國傳統(tǒng)。古剎西黃寺在中華民族的艱難歷史時期，再次見證了中華民族是一家這一歷史事實。

1933年12月17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于格桑頗章圓寂，南京國民政府追贈“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在南京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并派專使赴藏致祭。西黃寺僧眾為其集體誦經(jīng)49日，以昭紀念。

第十三世達賴主政西藏地方事務30多年，在風云變幻的中國政治風浪中，走了一條復雜曲折的道路，但他最終迷途知返，在晚年與中央政府建立起密切的政治聯(lián)系。

愛國愛教，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捍衛(wèi)祖國領土

民國時期，藏傳佛教另一位領袖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也與西黃寺有著不解的淵源。

1905年，英國侵略軍進入扎什倫布寺，挾持并強迫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赴印度會晤英國王子喬治。為保全后藏和扎什倫布寺，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以 “決不喪權辱國，慈悲為懷”為宗旨前往印度。在會見英王子時，侵略軍頭目鄂康諾竟狂妄地要求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行跪拜禮，當即遭到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的斷然拒絕：“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英國人的陰謀未能得逞。

由于外國勢力的入侵和對西藏事務的插手，造成西藏地方政府內部矛盾加深，西藏局勢動蕩。1923年11月，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尼瑪帶領少數(shù)隨從出走，北上尋求祖國內地的支持。1925年2月20日到達北京，受到國民政府代表和西黃寺、東黃寺、雍和宮僧眾的熱烈歡迎。1927年，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在福佑寺設立了“班禪額爾德尼駐平辦事處”，由于西黃寺與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的特殊因緣，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開始組織修葺西黃寺清凈化城塔院，并于1928年竣工。此后，清凈化城塔院一直由班禪額爾德尼駐京辦事處派人管理。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于1931年5月到南京參加國民會議，在新亞細亞學會發(fā)表題為《西藏是中國的領土》的講演。同年7月1 日，國民政府授予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護國宣化廣慧大師”法號，并在國府大禮堂舉行了受職典禮，于右任代主席向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授印并致詞。“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通電全國，聲討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

西黃寺重興，成為民族宗教政策的宣傳基地

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親臨西黃寺朝拜清凈化城塔，并生起重興西黃寺、籌建藏語系佛學院的愿望。1987年9月1日，在黨和政府的重視、關懷下，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在西黃寺的清靜化城塔院正式創(chuàng)立，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親任第一任院長，完成了藏傳佛教從寺院教育到學院教育的歷史突破。

今天的西黃寺塔院已修復一新，原毀于戰(zhàn)火的慧香閣也依照歷史原貌得到復建，并在塔院的后身新建了藏式風格的辦公教學樓。為感謝黨和政府對藏傳佛教的關懷，這座現(xiàn)代化的教學校被命名為“陽光樓”，象征著藏傳佛教和藏民族文化在黨的陽光下傳承和發(fā)展。今天的西黃寺已經(jīng)成為藏傳佛教代表人士的培養(yǎng)基地、佛學理論的研究基地、民族宗教政策的宣傳基地、國際友好的交流基地。

從2004年起，西黃寺每年都會舉行盛大的辯經(jīng)法會，并在辯經(jīng)法會結束后授予11名藏傳佛教高僧藏傳佛教最高學銜“拓然巴”高級學銜，目前已經(jīng)有來自5個教派的77名高僧獲得了這一學銜。他們回到藏族聚居區(qū)后，用自己的學識和影響力，為民族團結和藏族聚居區(qū)跨越式發(fā)展貢獻著積極的力量。

西黃寺的歷史像一幅輝煌的歷史長卷，真實地記述了藏傳佛教界領袖人物愛國愛教、護國利民的不朽精神；西黃寺的歷史，又像一尊歷經(jīng)滄桑的石碑，它把中華各民族維護祖國統(tǒng)一、維護民族團結的堅強意志和美好心愿永遠地鐫刻在大地上，讓我們世世代代傳承銘記。